Photo: maha-online

原載於立報「性別版」(27/08/2008),完整介紹如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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德國柏林同志紀念碑的興建

至於首揭柏林同志受難者紀念碑,則捨棄了其他歐洲國家同志紀念碑的共同象徵,而採取了一個非常「德意志」式的建築風格:由丹麥、挪威籍建築師Michael Elmgreen與Ingar Dragset設計,由黑色石塊構成一個高約四公尺的長方形建築體,於二○○三年年底於國會通過興建案,耗資四十五萬歐元;其中一側小窗可向內窺視短片中兩個男性相吻的一幕(將以半年為期分別放映男同志與女同志接吻影片),用以表示這一個同性戀「禁忌的吻」與「禁忌的愛」,並提醒世人,過去,我們曾如此窺視同性戀者

柏林同志受難者紀念碑說明(圖片:maha-online)
 
同志受難者紀念碑小窗放映男同志接吻影片截圖(圖片:maha-online)

同志受難者紀念碑位於布蘭登堡門(Brandenburg Gate)不遠處的Tiergarten公園,與對街的猶太受難者紀念碑(Jewish Holocaust Memorial)遙遙相望。據估計,約有五萬四千位同性戀者受到迫害而關進集中營,約有七千人死於集中營。

柏林同志受難者紀念碑於倡議興建時頗受爭議。當時國會正爭論是否賦予同性戀者「生活伴侶」關係的法律保障,是否撥款興建同志紀念碑也引發正反雙方角力;同志,預定興建同志紀念碑的地點十分靠近猶太受難者紀念碑,引發當時新右派保守勢力的疑慮,認為將導致一連串關於納粹時期受難者紀念碑興建的「接力賽」,屆時將使得首都到處充斥著對國家過往「不光榮歷史的污點」

一種無予標識的身分

當我們回顧集中營受難者的歷史時,同性戀者的定位十分複雜。由於集中營根據種族等輕易「分類」的標準區別集中營的管理,然而同性戀者可能來自各種種族、各種階層、各種宗教信仰、各種政治立場,也就是說,在集中營裡,同性戀者一方面失去了像種族、社會階級等明顯容易凝聚力量的共同性,加上在同一族群中,同性戀者更成為最受漠視的一部份(猶太人同性戀者可能便不被猶太人視為「猶太人」)。 由於這種無予標識而多重弱勢的因素,使得同性戀者在集中營死亡的比例高居所有族群之首,約有百分之六十的同性戀者死於集中營、其中四分之三於入營第一年便死亡;換言之,許多同性戀者根本無法支撐到戰爭解放之後。這一群同性戀者通常被編派到最辛苦、最危險的勞役如採石場、清除未爆彈與地雷之類;另一方面,由於當時普遍視同性戀為性變態與性偏差行為,所謂「治療」的心態便導致許多同性戀者被迫接受「醫學實驗」而死亡,到後期甚至有以「去勢」交換出獄的情形。

這一部份在德國的集中營裡最為明顯;其他歐洲佔領區的集中營,則因為國情不同,如南歐地中海國家,對同性戀者的「性偏差」認知較低,例如義大利於法西斯政權期間,將同性戀者或從事同性戀性行為者,視為「政治犯」。



這一點從義大利羅馬的二次大戰集中營受難者紀念碑便可清楚認識。位於羅馬西南方的集中營受難者紀念碑,是由五個雙手鉸鏈受錮的囚犯鐵鑄人像,從後方平面鐵牆分離而出,分別象徵在集中營受難者的身分,其中圖片最左邊的囚犯身像後方,有一粉紅色倒三角形的標誌,用以象徵在集中營受難的同性戀者,而同性戀者與其他集中營受難者同列其中,強調戰火無情,無種族、性別、政黨或性傾向之分。

 

有趣的是,羅馬集中營受難者紀念碑正對面是一巨型金字塔,正三角形的圖案正與受難者紀念碑倒三角形的圖案遙遙相對。

驕傲出櫃或現身受難?

於柏林同志紀念碑落成三月後,日前卻傳出紀念碑觀影窗遭人蓄意破壞。同志紀念碑的興建也反應出當代同志平權運動的兩難。同志組織希望透過驕傲出櫃的方式,像世人宣告同性戀者與社會融合共存的努力與決心,同時藉由出櫃方式凝聚同志社群的向心力;然而,另一方面,原本「黑暗王國」的子民們一旦出櫃,便也成為歧視與仇視同性戀者的勢力鎖定的標靶。此項爭議在美國早期都市形成同志聚落(所謂同志村或同志街)時,同樣也成為同志社群中論辯的議題。換言之,歐洲同志紀念碑的興建,不應僅視其為同志平權運動的勝利,或者是社會對同志社群的全然接受,更應作為同志社群與整體社會的警鐘,時刻示意吾人:歧視與仇恨依然存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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