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aurice's barbaric YAWP

司法院大法官解釋2017年年終回顧

張宏誠

（台灣科技大學兼任講師）

終於，司法院大法官解釋迎來了二位數的解釋（雖然相較於其他國家釋憲機關的裁判數，二位數解釋仍然少得離譜）。

單月最多解釋

2017年年終，12月大法官解釋連五發，分別作出釋字第755號至第759號解釋，並於12月1日同日公布2號解釋、12月幾乎每週均公布解釋，真的成為網友口中的「大法官週記」，也可能創下大法官解釋史上，單月最多解釋的紀錄（初步檢索，這部份需要再次確認）。綜觀2017年，大法官總共作成16號解釋，分別是從釋字第744號至第759號解釋。

自從2014年後，這是大法官解釋數量再次超過二位數，也是近10年大法官解釋數量第二高。

我們回頭看看近10年大法官解釋數量，從2008年有18號解釋（釋字第636號至第653號）達到高峰後，接著大法官解釋數量即直線下降，從2009年16號（釋字第654號至第669號）、2010年14號（釋字第670號至第683號）、2011年12號（釋字第684號至第695號）、2012年12號（釋字第696號至第707號）、2013年9號（釋字第708號至第716號）、2014年10號（釋字第717號至第726號）、2015年8號（釋字第727號至第734號）、2016年9號（釋字第735號至第743號）至2017年16號（釋字第744號至第759號）。2017年大法官解釋重回二位數，而且一口氣幾乎是前一年解釋數量翻倍，也顯示2016年上任的大法官，不停地「嗡嗡嗡」往前飛的企圖心，但同時也增加2018年大法官的「業績壓力」。

權利保障類型多樣

2017年大法官所作解釋所涉及的憲法基本權利，在保障主體上，特別針對有前科紀錄者、同性戀者及受刑人等社會邊緣族群，確立不因其身分而影響其受憲法基本權利保障之主體性；在基本權利類型上，大法官解釋所處理基本權利保障類型多樣，其中涉及財產權案件（釋字745, 746, 747, 751, 753, 754, 757, 758及759）最多，其次有平等權（釋字745, 748及750）、工作權（釋字749,  750及753）、言論自由（釋字744及756）、訴訟權（釋字752及755）、婚姻自由（釋字748）、一般行為自由（釋字749）、祕密通訊自由（釋字756）及應考試權（釋字750）等，表示2017年大法官處理聲請案件類型多元，而不像之前所多以涉及租稅爭議之聲請案件，也某程度反映台灣社會近幾年的人權議題爭議。

2017年指標案例

2017年最重要的指標案例，從解釋所確立的原則及其影響力，首稱釋字第748號解釋。其重要性不僅在於對同性伴侶關係保障賦予憲法上的定位，更重要的是確立「性傾向」的可疑分類性質，以及採用較嚴格（或者更接近嚴格）的審查基準。這不僅適用於釋字第748號解釋所涉及的同性伴侶關係，而是之後所有涉及「性傾向」為分類標準所形成的各種差別待遇，都將適用釋字第748號解釋所確立的審查基準。

其次是釋字第744號解釋。第744號解釋對於言論自由的事前審查基準，確立史無前例、名符其實的「嚴格」審查基準，不僅審查基準的判斷要件非常「嚴格」，而且明確移轉舉證責任，同時建立「即時」有效的救濟制度。加上第744號解釋的適用在於「事前審查」的言論限制方式，除非未來在各自解釋中排除或有不同處理，否則所有「言論」的事前審查，都將適用第744號解釋所建立的審查基準，第744號解釋對於言論自由理論的影響力，不下於第748號解釋在平等權理論的重要性。

第三件指標案例則是釋字第755號解釋，確立憲法基本權利保障，不因受刑人的身分而有所不同，終於徹底刨除「特別權力關係」的餘燼，建立憲法上無遺漏的訴訟權保障。

大法官2017年所作解釋之實證研究

大法官2017年所作解釋之重要數據分析如下：

1. 作成解釋速度：2017年作成釋字第744號解釋至第759號解釋共16件解釋（包含釋字第751號（同時處理憲法及統一解釋）、第758號及第759號解釋處理統一解釋與釋字第757號解釋補充釋字第706號解釋及其他等14件憲法解釋），平均作成一件解釋歷時22.81天，平均每個月作成1.33號解釋。其中包括釋字第748號解釋召開憲法法庭，並於公布解釋召開記者會時，提供英文新聞稿，以增加大法官解釋國際能見度。

2. 受理比例：2017年大法官議決不受理案件共293件聲請案，加上受理作成解釋的聲請案，形式上平均受理比例為百分之5.18，亦即100件聲請案中，大法官僅受理5件聲請案（不過，作成解釋可能有多件聲請案一併處理，實際上可能些微增加受理比例）。

3. 違憲比例：憲法解釋中，違憲解釋（包含部分合憲、部分違憲者有釋字第745號、第746號及第756號解釋）9件、合憲4件（釋字第750號、第751號、第753號及第754號解釋），違憲比例為百分之69.23（扣除統一及補充解釋），平均約4件解釋有3件違憲。

4. 個別意見書數量與比例：其中共有128份個別意見書（釋字第744號及第756號解釋最多，均有11份；釋字第748號解釋最少，有2份），平均每號解釋有8份個別意見書。即便如釋字第757號作為單純補充解釋，賦予釋字第706號解釋聲請人的個案救濟權，仍有9份意見書，最後兩件單純法院審判權爭議的統一解釋，亦仍有高達9份及5份意見書。光是下半年從釋字第753號解釋之後，每號解釋幾乎都有近10份意見書，顯見，大法官意見書提出數量仍然居高不下，台灣大法官好提個別意見書也堪稱世界之冠。而大部分意見書多為協同意見，亦即台灣大法官解釋在多數意見形成理由書時，無法完全統合及融入所有意見，甚至協同意見與多數意見在理由書所呈現的樣子，是否真的那麼不同而需要再寫一份協同意見，也頗令人質疑。

5. 個別意見書提出大法官：羅昌發大法官提出個別意見書份數最多，共14份（僅釋字第748號及第759號解釋未提出意見書，包含5份（部分）不同意見書），其次為湯德宗大法官，提出個別意見書，共13份（僅釋字第748號、第750號及第752號解釋未提出意見書）；黃虹霞大法官提出（部分）不同意見書份數最多，共8份（釋字第745號、第746號、第748號、第751號、第754號、第755號、第757號、第758號解釋）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兼任司法院院長之許宗力大法官，於釋字第758號解釋提出不同意見書，成為有史以來第一位在院長（大法官會議主席）任內提出不同意見的大法官。

6. 宣告違憲方式：2017年作成9件違憲解釋中，分別有4件解釋宣告「法律」（釋字第744號、第746號、第749號及第752號解釋）及1件宣告「命令」（釋字第756號解釋）違憲後立即失效，也與以往大法官慣用定期失效的解釋宣告方法稍微不同。

2017年推薦閱讀意見書

於2017年這128份大法官個別意見書中，許宗力大法官於釋字第755號解釋提出標題為「為何我們要關心受刑人的人權？」的協同意見書，不僅為首次冠上標題的大法官個別意見書，而意見書中對於憲法保障人民基本權利的真諦與監獄機構的本質，均提出相當深刻的反思，也是大法官個別意見書中，少數關注性傾向與性別認同議題等面向者，值得我們在2017年歲末年終靜心一讀的好文。

本文改題為「2017年大法官解釋的總盤點」，登於上報，2018年1月3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