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同性伴侶爭取婚姻平等保障的歷史上，西方國家對於伴侶關係的正名與既有關係名詞定義的詮釋權，是一個曾經熱烈討論過的議題。
例如所謂「配偶」("spouse")到底是否僅指稱異性伴侶結婚後的雙方當事人？能否直接透過對於配偶的「去性別化」(de-genderization)或「性別中性化」(gender-neutralization)，將同性伴侶直接涵括於既有婚姻關係中？歐盟法院與加拿大最高法院都曾有過重要指標性案例。
相同的問題，也出現在同性伴侶成立婚姻關係後，具有詞性的德文與拉丁語系法律，要如何處理既有法律名詞配合同性伴侶，例如西班牙同性婚姻法，便將原本具有對應生理性別的「夫」、「妻」、「父」、「母」，修正為當事人A, B及雙親A, B。
同樣的問題，會一樣出現在表面上沒有詞性的中文語彙中嗎？中文語彙真的沒有詞性之分，所以沒有生理性別與性傾向的語意指涉嗎？當中文語彙成為法律後，究竟應該如何詮釋法律的意涵呢？這種解釋方法，如何與司法審查連結？民法所謂「一夫一妻」，真的是指「一男一女」？這樣的解釋方法怎麼出現的？與憲法之間的關聯性又是什麼？臺灣法院實務見解中，又是如何看待同性伴侶與同志家庭關係？
最後，對於同性伴侶採用所謂婚姻以外的第二種或第三種名稱，在西方語言與中文語彙，究竟存在什麼差異性？當伴侶說：「嫁給我吧！」，跟說「跟我成立民事結合關係吧！」或「跟我成立登記伴侶關係吧？」，語彙所代表的文化與象徵意義，究竟又是什麼？當我們在制定法律時，又應該如何避免語彙所產生的現實落差，以及伴侶關係的階級化？
這些都是我希望透過一個小小的客座演講分享的議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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